“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这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1906年创作的小说《屠场》的片段，描绘的是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掷出窗外。

近110年后的今天，类似的一幕不断在中国发生。在上海一家电视台偷拍的画面中，过了保质期甚至有些已经发臭的肉类被重新加工，然后这些问题肉制品被大规模地送往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全球赫赫有名的快餐连锁店，成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盘中餐。

这家企业叫福喜（OSI），更让人惊讶的是，这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在全球17个国家有50多家加工厂的跨国食品企业，年收益超过59亿美元。

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许多食品安全事件大部分还都集中在小而散的企业或群体，那么，从蒙牛、双汇、三鹿到福喜，食品安全涉及面之广和层次之高，不得不让人正视和反思它在中国的整体性危机，而不仅仅局限于监管层面的指责与批判。

在资本层面上，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大资本、大集团更有利于食品加工标准的统一，质量检测的控制，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大集团与小供应商同样存在道德失范的可能。商业本性是逐利的，由于食品供应链条上不对等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引导，使得大集团与小供应商之间的博弈严重失衡，不断地驱动造假售假以获暴利。

为了扩大市场规模，追求规模所带来的成本控制，大型企业集团的销售半径无限扩大，这导致管理无法跟上，一方面要树立质量高标准的企业形象，一方面又想压低收购价格，诱导了下游投其所好的弄虚作假。

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又把处罚的风险推向这些农户和中小供应商。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小供应商一样会选择违规。我们有必要反思市场自我调整的思维，放弃对市场自利和自善的迷信。

如果说在食品供应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利益驱动，那么，作为公共食品安全守夜人的政府监管部门，理应约束和监督这种利益的“负溢出效应”。但实际上，现实中的监管者却常出现猫鼠同盟，同样存在利益驱动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失灵。

逐利化的监管体系还将监管行为变为利益交换和利益盘剥，预防行为被异化成层层设卡，寻求权力出租，结果不是更有公平和效率，而是导致庞大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而在对第三方监督力量，如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力量的成长上，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培育壮大，相反却时有压制。事实上，在这一次福喜事件中，如果没有内部人举报和媒体卧底，这家长时间存在做假行为的企业照样可以继续逃脱政府和供应商的外部监管。

在消费者层面上，我们应放弃无节操的消费主义，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选择用脚投票，共同参与社会诚信文化的共建。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在每一种社会危机中，每个人都应反躬自省。要摆脱食品安全的系统性危机，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共治与共建。